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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有关研究指出,国际金融海啸之后,支撑最近10年来中国大陆对外贸易快速发展的诸多因素将发生重大变化｡因此,从中长期(2011—2015年)看,大陆对外贸易,除总体增长速度明显下降之外,对外贸易的产品项目､贸易地区､贸易方式等均会出现较大的结构性变化｡
一､ 影响对外贸易的内外部因素将出现重大变化
外部环境的重大调整的因素分析,主要有四方面:
(一)金融海啸后全球经贸增速放缓
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2009年9月预测,2010—2014年的年均增长率4.2%将比2003—2007年的年均增长4.7%,减少0.5个百分点左右｡在国际贸易方面,2010—2014年间预测的全球贸易年均增长率为5.6%,将明显低于2003—2007年的年均增长率8.1%约2.5个百分点｡
因此,全球经贸增速的下降,将改变中国大陆自2000年以来外部需求不断扩张的情况,出口增长空间将有所缩小｡
(二)全球经济趋于平衡
国际金融海啸之后,各国纷纷调整宏观经济政策,尤其是美国,采取减少‘双赤字’､提高储蓄率等政策,这些政策发挥了相当成效,2009年美国储蓄率由负转正,对美国经济衰退的状况将有所改善,也会带动全球经济趋于平衡｡
此一趋势显示,即使是世界经济摆脱金融海啸影响回到正常增速,但由于美国等原来经常帐户赤字较大的经济体将大幅减少赤字,但其进口增速低于经济增速｡因此,全球经济趋平衡,一方面对大陆出口需求相对缩小,另一方面也促使大陆外贸长期顺差､内外经济失衡构成主动或被动的调整｡
(三)全球贸易保护主义将出现新变化
由于全球经济和贸易增速下滑,全球贸易保护主义将有上升迹象｡对大陆外贸而言,除受世界经贸增速放缓及贸易保护主义影响外,预期还会因大陆出口结构升级遭到更多贸易保护主义冲击｡
过去几年,大陆虽遭遇很多贸易保护主义的制约,影响毕竟有限｡未来随着大陆出口产品结构升级,产品竞争力逐渐增强,对富裕国家的优势产业将构成强烈竞争时,这种变化将对富裕国家的优势产业造成实质损害,不但冲其国内的就业机会,且对其核心利益造成影响｡
以1980年代以后的日本为例,由于出口产品结构快速提升和竞争力加强,就与美国发生过严重的贸易战｡因此,预测在中短期内,富裕国家与大陆贸易摩擦可能快速增加,预见美国市场对Made in China产品的实际制约也愈来愈多,中美贸易大战态势也将箭在弦上｡
另一方面,凡于大陆出口在全球出口比重扩大,以及在劳动密集型产业中仍保持较强竞争力,与其他发展中国家传统出口产品的竞争也持续进行,预计大陆与发展中国家的贸易摩擦也会增加｡
此外,以气候变化､环保､安全和技术标准等为导因的新贸易壁垒之增加,同样制约大陆的出口空间｡不过,预期未来也会显现有利于大陆应对贸易摩擦的良性变化｡例如,大陆加入世贸组织时的‘特定产品过渡性保障机制’将于2013年底期满,届时其他世贸组织成员不得再运用此条款对大陆实施贸易保护措施｡另外,随着大陆进口增加､贸易顺差减少以及对国际规则运用能力的娴熟,大陆对外贸易报复的能力也将增强,此举也迫使其他国家慎重考虑与大陆贸易冲突的后果｡
(四)经济全球化进度将有所减缓
自1990年代以来,经济全球化主要是依靠资讯技术革命和经济自由化的推动｡经过近20年的发展,除非另有新的经济全球化的动力产生,否则经济全球化进程将趋于减缓｡
受此影响,国际产业转移和分工格局也将显现一些新的变化｡其一是从国际产业转移趋势放缓;其二是富裕国家在大规模向外转移制造业后,富裕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分工关系主要为富裕国家对发展国家之间的产业转移;其三是发展中国家内部形成新的分工结构,这种由经济全球化放缓导致的国际分工关系,将对全球中间产品贸易规模和资源流向产生变化,对大陆加工贸易产业也将产生重大的影响｡
二､内部经贸环境急速变化
除上述外部环境的重大调整外,大陆内部环境也将有重大变化｡综合而言,有四个方面影响因素:
(一)生产要素与比较优势的变化
一方面大陆逐渐由劳动力大国向大力资本大国之间的变化｡预估国内劳动力市场将产生新的变化,即原来长期数量丰沛､工资低廉､具有熟练技能､以农民工为主的劳动力市场减少,尤其是沿海地区劳动力成本快速的上涨｡近年来沿海地区陆续出现的‘民工荒’､最低工资不断上调等现象,在说明大陆已逐渐到达所谓‘路易斯转折点’(Lewisian Turning Point)现象,今后将进一步加快｡另外,土地､资源等要素也将供给减少､价格上升的情况,对依赖于上述生产要素投入的出口扩张制约力也愈来愈强｡
从另一角度看,大陆市场的人才､资本､技术等高端生产要素供给今后也可能发生重大变化｡以人才为例,预期未来掌握先进技术､具有先进管理经验的国际性人才也会愈来愈多地流向大陆市场,将大大改善大陆高新技术产业发展面临的人才荒｡
总体看来,大陆过去依靠低成本和大量要素投入的劳动密集型出口比较优势将逐渐削弱,而依靠高成本投入､技术密集型出口优势将逐渐形成,出口结构向高端升级速度将加快,将促使大陆由原来以地闸要素投入为主的粗放型出口增长方式,有利于向以提高要素使用效率的集约型出口增长方式转变｡
(二)内部经贸政策逐步向扩大内需方向调整
预期下一阶段,大陆的经贸政策将着重扩大内需､尤其是扩大内需进行调整,以减少经济增长对出口的依赖程度｡因此,对外向型经济倾斜政策将向中性政策转型,即逐渐减少对出口､外资的优惠鼓励政策,引导资源均衡的投向对内和对外经贸部门,实现对内外经济的统筹协调发展｡
事实上,在2008年国际金融海啸爆发前,大陆当局的经贸政策曾进行过类似的调整,但在金融海啸爆发出口大幅急剧下滑之后,为稳定出口,部分政策又进行了回复性调整｡预期未来在国际金融海啸机构影响消除之后,外贸政策会依原定向进行调整,并且加强环保､职工福利､安全标准等采取新的､更严格的措施｡
(三)汇率和通胀的变化对贸易的影响
大陆经济出现‘路易斯转折点’之后,由于大陆总供给曲线发生变化,增加的超额货币供给不再会像过去在带来产出(包括出口)增加的同时,没有引发严重的通胀,而转而会在产出增加的同时也会带来一定程度甚至较高的通胀现象｡预期未来将不会再出现长期､持续的贸易顺差｡另外,由于土地､能源､公用产品和服务､原材料等价格持续上涨,尤其是房地产价格的倍数上涨,未来将逐渐转嫁到生产成本上,形成大陆市场的成本推动型通胀压力｡因此,未来大陆市场将可能由低于全球平均通胀水平转为国内高于全球平均通胀水平｡如此,大陆出口产品价格将上涨,相对进口产品价格将较为低廉,促使外贸走向‘基本平衡’态势｡
(四)扩大进口因素持续增加
预期到2015年,大陆人均GDP将由目前3000多美元增至5000美元以上,将是消费结构升级力度之一,大陆不能生产的高端消费品､或富裕国家掌握品牌的奢华产品等之进口增加;大陆市场处于工业化加速发展､制造业快速升级时期,对国外先进技术､设备等资本财需求仍保持较快的增长;人民币实际汇率升值将使进口产品相对价格下降,使消费者增加对外国产品的需求;另外,经贸政策也向有助于增加进口产品相对价格下降,使消费者增加对外国产品的需求;另外,经贸政策也向有助于增加进口的方向调整,例如减少贸易顺差､缓解贸易摩擦,当局将会采取主动增加进口的措施｡
(资料提供者:陈明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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