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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思想，在新加坡是一个常见习闻的名词。但若细问之下，一般民众（包括知识人）能予以阐述者鲜少。从广泛的意义看，这一门二千多年前由孔丘创立的学说体系，其波及与影响面已涉及中国境外的日本、韩国、印度及东南亚各地；新加坡恭逢其盛，在谈论儒学影响面的时候，成为颇堪欣喜的沧海一粟。
一门学说体系能延续其长时间的生命力，这绝不是偶然或侥幸的。二千多年儒学的历史，当然不是一帆风顺的，中国近现代史上就曾面对四次的冲击：太平天国时代、戊戍变法期间、上世纪初的新文化运动，以及上世纪６０年代的文化大革命，儒学都遇到了沉重的冲击。但中国的儒学已经渗透到华夏文明的血液中，遍及文化、教育、政治、思想、社会习俗、人际交往与百姓日常思维元素之中。三锤难毁其根；五锤难夺其命。这是中国儒学的“大命” 。
诚然，儒学的正反精神维度，也成为各家争夺与相弃的精华与糟粕。杜维明教授是当代新儒的大家，他最近在新加坡的一次专访中，言简意赅地对新加坡的精英分子提出四个期望，可说皆是掷地有声。杜教授对新加坡的教育与课程理解显然是感、理兼俱的，他对儒家伦理曾编入我国的中学课本一度至感欣慰，也对后来的改变表示惋惜。
新加坡对儒学的重视，从现象看，不可谓不重视矣！杜教授列举的官员在言谈间常有对儒学的肯定；杜教授列举的我国媒体，当然在“传播工具”与“创造价值”间也是有显著的方向的；对于企业家的“儒商化”的缺失，我想这也是四海皆然，不独新加坡了；至于学者与人文素质的反差，则是杜教授的苦心之言了。
杜教授的期望也反映了现存儒学在新加坡的尴尬现象。如前所述，儒学的最重要根基应是教育，这一根基清除了，儒学犹如沙上建塔。诚然，我们的国家标签是“多元种族、多元文化、多元信仰”云云，这在单一民族文化发扬传承上，有其一定的障碍性与局限性；与此同时，国家现代化的建设如何与儒家配合，看来都是一切智者的难题。
新加坡在儒学课题上不免尴尬与进退难拿捏，一方面我们重视、珍视，但这体系太庞杂了，其精神维度不是单一的，我们取舍难据；另一方面我们带着儒学走入了现代化，两者之间的相悖相合之处太难磨合了。最后，我们只能聪明地选择了“尊而敬儒”但又“敬而远儒”。显然的，从根本上说，我们不容易保得住儒学在这小国长久的生命。
教育，只有在这一根基上竖立有儒家的旗帜，否则，不要说杜教授所期待的“培养世界级的大文豪和大思想家”，就连儒家的基本人文常识，也将进入干旱之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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