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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恶劣的风气形成上行下效的时尚，在社会上迅速的传播。摇头晃脑即能博得皇上的欢心，谁还愿去边关杀敌立功？那多危险啊！有了这等好事人民便不再把保家卫国、从军杀敌，边关立功、万里封侯作为人生价值的体现，民族整体在摇头晃脑中子曰诗云，在风花雪月中浅斟低唱；于卿卿我我，哼哼唧唧中滥发无病呻吟。吟诗作画，卖弄风骚成了士人们进身及第的资本。就连只会踢球的地痞无赖高俅竟也能官至太尉，可见宋朝社会的“宽容与平等”。赵匡胤用文官担任统帅，引导整个社会贬低军人，蔑视武将，成为军队丧失战斗力最致命的祸根，以至帅不知将，将也不知帅；将不知兵，而兵也不知将。中国人那种敢于将敌人打入地狱的英雄气概和如狮博兔的征战能力像微弱的火种等待岳飞的点燃。
赵匡胤军事上主要目的就是要将领们永远没有军权。枢密院的首长必须由文职人员担任，而且战术单位的首长也改由文职人员担任。这不仅仅是个人选的问题，从皇帝的用人制度上，人们看出了武人再没有了汉唐以来的让人们仰慕的地位。从高层到基层，武人都很难担任一把手了。汉唐以来的尚武风气，军队勇猛的战斗作风，从此衰落，再难恢复。尤其是汉民族无论男女不达目的誓不罢休，舍生取义、杀身成仁的刚烈雄风奄奄一息。
由于赵匡胤不光彩的“篡位”经历，对于将军们拥有军队的实际控制力这一点非常忌惮，如果说‘杯酒释兵权’是赵匡胤为避免再次发生“黄袍加身”而作出消除隐患的“措施保险”，那么后来，宋朝政治体制的高度僵化则是宋太祖为了后世子孙不再面对下一个赵匡胤而设计的“制度保险”，用来彻底结束五代十国军人频频政变控制政治的局面。宋初将财政、军事、行政权力都从地方首长手中分解开，主要实质意义就是文武分途。而这个开创性的文武分途就决定了宋朝、岳飞和未来千年中华民族的命运。
至此，大宋王朝的特点已展现的淋漓尽致：把中华阳刚之美的英武之气尽皆去除，艰苦的军队训练和优势的装备不是用来打仗的；严格选拔的将领不是用来统兵的；文武双全的将领要受太监的调遣；全体文武官员在皇帝的表率下都做无所事事的食客，而且一定要互相牵扯，谁也干不成正事。平时咬文嚼字，卖弄文采，以附庸风雅为能事；整天价清谈漫议，风花雪月，浅斟低唱，在品赏女人的小脚上，在男欢女爱之类的卿卿我我上滥发豪情。而一遇国家危机却面面相觑，无一良策，继而土崩瓦解作鸟兽散，做不成逃兵俘虏便做汉奸。从皇帝到基层官员都不如一个普通农民敢于抵抗。政府官员历来是人民的榜样，大宋王朝的子民在如此恶劣的榜样带领下不入地狱，又去何方？
“多才多艺”的大宋皇帝们，往往在不该开仗时鲁莽开仗，不该和谈时屈膝和谈，把屈辱的条约当天条，把凶狠的敌人当亲爹。于是就有了：满朝紫朱贵，皆是读书人的启蒙格言。人民不再把行武从军，边关立功作为人生价值的体现。这种残害民族的风气尤如瘟疫般荼毒中华一千多年。即使有岳飞，文天祥，袁宗焕，史可法等擎天巨柱,最终也难撑危局，遭致一而再，再而三的亡国几近灭种的厄运。宋朝实在是开创了华夏千年屈辱史的先河。日本就是窥透了中华皇帝们这些个小把戏才恶狠狠地扑了上来。宋末,明末、清末不能不说是为南京大屠杀搞得预演。
在赵匡胤崇尚文人的国策指引下，宋朝浪漫萎靡的文风，犹如杨梅大疮般的泛滥，形成宋朝表面发达文盛实衰的国风。宋词的浪漫华丽举世瞩目，风靡全球。可这浪漫的国风却使武将们提不动刀、上不得马，一个个筋酥骨软，闻听敌情便风声鹤类，草木皆兵，继而望敌而逃。而文人们也一个个在卿卿我我，男欢女爱，投怀送抱，自我陶醉中做精粹的描写。这种文风，除了促进高度发达的妓院经济，引发人们做无病呻吟外，对民族的进步发展毫无用处。
低劣的人文精神与发达的科技折合成一个畸形社会：赵氏对商业和手工制造业的放松，造船业的异常发达，国家担保体制下纸币的发行，与风花雪月浅斟低唱的文人群体汇聚成一幅令人眼花缭乱的图景。繁荣的表象后面是民族斗志的丧失。浪漫的文艺与松弛的武备，奖励无能，喜爱腐败贪污之将领；导致宋军每战皆败，再无斗志。 （未完待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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