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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关于“新时代应创作什么样的古体诗词”的建议函，我认真地读过了。我认为你提出的问题非常重要，你的观点我也完全赞同。你最核心的观点是，写古体诗，不必死守格律。对你的这个观点，我是完全赞同的。
中国最早的诗集是《诗经》。其实在《诗经》之前，早就流行着民谣，例如《击壤歌》：“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帝力于我何有哉？”从民谣到《诗经》，再到《楚辞》，又到《汉赋》，中国诗歌的形式一直在发生变化。到了建安时期，又出现了四言诗、五言诗、六言诗和七言诗。到了唐代，又进一步发展出了有严格的平仄关系、讲究对仗和韵脚的五言和七言律诗。在唐代，七言律诗更是呈现出了巅峰状态，其中有不少名作流传千古。
但唐诗并不全是律诗，例如李白的《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金陵城西楼月下吟》《把酒问月》等名作，就完全不受格律的约束。这说明，唐代律诗严格的平仄关系，加上讲究押韵与对仗，既使得诗歌写作在艺术上到达了顶峰，同时也使得诗歌的创作受到了很多限制。例如作者在表达意蕴时，其遣词造句就受到了严重的束缚，以致经常出现“因律害意”的情况，故而律诗盛极而衰。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宋词”才异军突起。同样的，“宋词”特有的词牌和各自的格律，也慢慢地使作者的创造力受到了限制。于是，“元曲”又取而代之。
以上历史说明，中国古代诗词歌赋的创作，正是为了不断地突破固有的局限，因而是不断地从一种形式转化为另一种形式的。如果固守传统，那我们今天的诗歌写作就可能还会停留在《诗经》的阶段，而不会有后面的诗歌的文学形式创新了。
在民国时期，中国受欧洲文化的影响，产生了白话诗这种体裁的现代诗。现代诗的著名诗人很多，包括徐志摩、闻一多、林徽因、戴望舒、艾青、余光中、卞之琳、汪国真、海子、北岛、洛夫、舒婷等。无论是在意境之美上，还是在文字的表达能力上，他们的作品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并为无数读者广为传颂。
但无可讳言，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都深受唐诗的影响。我们喜欢唐诗给予我们的那种特有的美感，但我们又不愿意接受律诗对我们写作的束缚。我们既没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去打磨平仄关系，又更不想因律害意。所以，我们偶尔写一点七言诗，也完全不必写成“律诗”。而凡是写成“（五言或）七言八句”，讲究一定的对仗和韵脚，并注意适当用典，但并不特别讲究平仄关系的诗，也就是一般的“古体诗”了。
在古体诗的体裁上，一个惯常的“坑”，就是作品有时难免被人称之为“打油诗”。而所谓的打油诗，通常指的就是比较诙谐的诗。它的特点就是文字比较浅白，常使用俚语和民间语言，不太讲究格律，也不注重对偶和平仄，但一定会押韵，通常是五字句或七字句组成，常被用来对社会百态作出嘲弄及讥讽。
打油诗相传由中国唐代作者张打油而得名。清代翟灏在其《通俗编·文学·打油诗》中曾引张孜《雪诗》云:“江上一笼统，井上黑窟窿。黄狗身上白，白狗身上肿。”后世则称这一类出语俚俗、诙谐幽默、小巧有趣的诗为“打油诗”。另外，有时作者作诗自嘲，或出于自谦，也称自己的诗作为“打油诗”，借以表示自己的诗作可能在格律上不够严整。
当然，有些作者就是为了对某事或某人进行讥讽，而有意写作打油诗的。例如，鲁迅的《南京民谣》打油诗:“大家去谒陵，强盗装正经；静默十分钟，各自想拳经。”这首诗就尖锐地揭露了国民党的内部摩擦，语言幽默风趣，通俗易懂。
另外的一种情况是，作者不耐劳烦，而以出语浅白独树一帜的。例如冯玉祥将军的打油诗《植树诗》通告:“老冯住徐州，大树绿油油。谁砍我的树，我砍谁的头。”他的语言干脆利索，感情真切动人。读后我们不仅会发出会心的微笑，更对冯先生关心民生、发展农林生产的良苦用心，顿生敬仰之情。冯玉祥先生的诗，被时人称作“丘八体”，这首植树打油诗也保持了其“丘八体”的惯有风格，令人莞尔。
但你的诗，例如《写诗很值钱》，在形式上就十分活泼，在文字上就十分讲究，在意蕴上就十分优美，在情感上就十分深沉了。这样的诗，就是好诗！你的这首诗的艺术追求，就既不是打油诗所能够比拟得了的，又是严守格律的一般律诗在意趣表达上所不能比拟的！ （听雨轩2024.9.1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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